顾诵芬：白首心尤坚  青云志益远

顾诵芬坐在歼教—6的后机舱里，在他前方仅10米开外，就是中国正在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试验机。两架飞机近身、等速，相随飞行，地面上的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

当时，“歼—8”研制遇到了重大困难，飞行试验中总是出现强烈振动，但缺少地面设备和手段，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儿。身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主动请缨，连续3天乘坐战斗机紧随“歼—8”飞行，用望远镜亲眼观察情况。

“我们没有摄像机，只能是人上去看。”顾诵芬说，“怎么看？就在飞机尾巴上贴上红色毛线条，我就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作出这个危险的决定时，他没有听从任何同事的劝阻，只说了一句：“我不敢让江泽菲知道。”

因为他曾和妻子江泽菲约定，此生再也不乘坐飞机。

乱世书香  塑赤子之魂

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飞机设计大师，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的两院院士。他与飞机的情缘，只怕从儿时就已深深缔结。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的名字源于西晋陆机的《文赋》。他于1930年2月4日出生于苏州书香门第，父亲顾廷龙是著名国学大师，母亲潘承圭也是一位知识女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破了顾诵芬童年的平静。故乡的蓝天被日军的飞机遮蔽，家园的热土被呼啸而来的炸弹一遍遍掀起。因为缺乏防空知识，顾诵芬不知所措地跑出房间，向院里奔去。幸而有邻居曾在德国接受防空训练，立刻把他喊住，让他回屋躲在桌子下面。

“轰隆隆、轰隆隆——爆炸所产生的火光和浓烟仿佛近在咫尺，玻璃窗被冲击波震得粉碎……”7岁时的遭遇，顾诵芬记了一辈子。

“没有航空的话，咱们国家将来还得受人欺负。”顾诵芬暗暗在心里立下宏愿，“我以后要造飞机。”

顾诵芬是家里的小儿子，颇得家人宠爱。哥哥在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书，会从学校带回纸航模来给他玩。堂叔也送给他一架小飞机模型，但很可惜，只飞了几次就坏掉了。

父亲顾廷龙见儿子这么喜欢飞机，就带他去了上海一家香港人开的航模商店，花重金买下一架翼展一米的大型航模。从此，这成了顾诵芬的至宝。天气晴好时，他就到外面去放飞机。下雨、下雪了，他就拿回屋里飞。父亲甚至从开明书店买回来一批苏联的航模制作书籍，带顾诵芬去工厂参观工业制造过程。如此熏陶下，少年时的顾诵芬就能亲手制作飞机模型了。

“我父亲是一个很开明的人，对我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多加干涉，只是告诉我不管做任何事，都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这对我影响很大。”顾诵芬说。

父亲对顾诵芬的影响不止于此。战火纷飞的年代，帝国主义肆意掠夺，江南文物古籍流失惨重。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上海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致力于抢救历史文献。

这份家国大义的情怀，影响了顾诵芬一生。

高中毕业后，顾诵芬报考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填报的全部是航空专业，而且均被录取。

他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正逢抗美援朝，国家决定兴建航空工业。顾诵芬被分配到新中国刚组建的航空工业局，从上海赶赴北京报到。顾诵芬的大哥于几年前逝于伤寒，母亲心伤未愈，又不得不送别小儿子，患上了精神抑郁症。1967年，顾母病逝，顾诵芬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他曾不止一次怅叹：“为了搞航空，我把母亲给牺牲了。”

艰难岁月  淬青云之志

顾诵芬参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喷气式亚声速教练机“歼教—1”。

当时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来中国援助制造飞机，但他们对设计技术严密封锁。

“每次向苏方订货，我都会填上需要《设计员指南》《强度规范》等，但从没得到答复。”顾诵芬说，“只会仿制，而不自行设计，就相当于命根子在人家手里。对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1956年，新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沈阳建立，虽然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甚至实验室是由原来的一间厕所改造的，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

年仅26岁的顾诵芬被任命为“歼教—1”气动组组长。他在大学里只学过螺旋桨飞机设计基础课程，很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压力很大。特别是设计室主任徐舜寿提出的“采用两侧进气，不能在机头进气”，是一个国内没有先例的难题。

顾诵芬只能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图书馆里查找资料。图书馆白天都被学生占用，他只能每天晚上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馆里查找资料，亲手把有用的图描下来。

顾诵芬和设计团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58年7月把“歼教—1”送上了天空——从设计到首飞只用了一年零九个月时间，速度之快，在国外也实属罕见。

1964年，“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不久，总设计师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这份重担。

黄志千不仅仅是顾诵芬的领导、前辈和多年来并肩作战的同志，他还把自己的妻妹江泽菲介绍给顾诵芬，成就了二人的姻缘。因此，黄志千的不幸罹难，深深刺痛了顾诵芬夫妇的心。江泽菲为此下了“死命令”，不许顾诵芬再坐飞机。

也正是这个缘故，在亲自乘坐战斗机观察“歼—8”抖振问题的那几天，顾诵芬连专为试飞人员开设的“空勤灶”都不敢吃，每天回家吃饭，生怕妻子起疑。

1979年12月31日晚上10点钟，元旦前夜，“歼—8”终于正式定型。在食堂对面的小二楼，大家一起吃了顿饭。平素滴酒不沾的顾诵芬，那天喝得酩酊大醉。

“‘歼—8’可以说是连滚带爬搞出来的。”他感叹道。

1985年，“歼—8”飞机被授予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至此，顾诵芬的飞机事业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未来的旅程，不仅仅是湛蓝长空，还有浩瀚宇宙。

耄耋白首  尽拳拳之心

1984年6月12日，“歼—8”的升级型号“歼8-Ⅱ”首飞成功。2000年，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作为总设计师的顾诵芬仍是第一获奖人。

1986年，顾诵芬奉调进京，担任中国航空工业科技委副主任，加入了我国早期的载人航天项目。

20世纪90年代，顾诵芬发起并组织了与俄罗斯气动力和飞机设计专家对远景飞机的设计合作，使我国250多名飞机设计技术骨干受到锻炼，为设计新一代战机奠定了基础。

1995年，顾诵芬率领技术团队研制出中国第一架地效飞行器。

2000年以后，顾诵芬展现出战略科学家的眼光，在大飞机（包括大型客机和大型军用运输机）、航空科学技术及其装备发展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我国国产大飞机项目主要推动者之一。

2021年11月3日上午，已九旬高龄的顾诵芬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耄耋之年的顾诵芬常常抱憾“自己身体不是很好，不能继续奔腾在设计生产一线”。但他仍然坚持按时上班，时刻关注国际航空前沿科技发展动态，承担大量顾问、咨询和课题研究任务，还主持编著、指导和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技发展、航空工业历史经验方面的著述。

“我的余生就搞这些工作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于推动航空工业发展的事。”顾诵芬说，“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就把国外有价值的材料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科技人员。”

都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顾诵芬的一生更像扶摇而上的鲲鹏，托举起了祖国的青云之梦。

王大中：但为核能付出一生

在获悉自己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能科学家王大中向采访他的媒体记者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首先表达的是歉意——因为疫情防控要求，他不能到采访现场，为此，他感到“很抱歉”。

不论在什么场合，王大中都不是一个喜欢“缺席”的人，尤其是在他挚爱一生的核能技术领域。几十年来，他几乎从来没有“缺席”过。

“希望为国家作一些贡献”

1953年，18岁的王大中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如果一切正常，他会在5年后顺利毕业，并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机械设计人才。然而，祖国事业的召唤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新中国原子能工业。为此，清华大学开始筹建工程物理系，从校内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组建“物八班”，其中就包括当时正在读大二的王大中。

在工物系学习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大中看到一部介绍苏联建成世界首个试验核电站——奥布灵斯克核电站的科教片。尽管那座核电站功率只有5000千瓦，但原子核裂变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依然让他震撼。在那厚厚的混凝土墙和自动开启的铸铁大门后面的原子反应堆，究竟是如何把微观的核裂变与宏大的能量输出工程结合起来的？这让他充满了好奇。

于是，到高年级分专业时，王大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反应堆工程专业，成为了我国首批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学生。

多年后，回忆起自己的这个选择时，王大中说：“那时候这在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短腿，所以自己选择了反应堆这样一个工程专业，希望毕业出去以后，能够在这个领域为国家作一些贡献。”

自此，他的求索之路与我国的核能事业紧紧交织在一起，一干就是60多年。

1958年，清华大学向国家提出自行设计和建造一座屏蔽试验反应堆的方案得到批准。当年，王大中顺利毕业并留校工作，全身心参与到了这座反应堆的设计建造之中。经过6年奋斗，这座屏蔽试验反应堆成功启动，并顺利达到临界运行。

这是新中国第一座自主设计与建造的核反应堆，而它最初的设计、建设者却只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清华大学师生。在这一过程中，王大中参与了从反应堆物理设计到反应堆零功率物理实验，再到反应堆热工水力学设计与实验，从做模型、挖地基、搬砖头到调试运行的几乎所有工作，也由此逐渐成长为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和战略思维的“领头人”。

然而，正当王大中努力践行“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的豪迈誓言之际，一次意外的核事故让他经受了考验。

核安全是生命线

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了堆芯熔化事故。这次事故使得世界核能事业陷入低谷，让核能技术研发受到冲击。

但王大中很清醒，没有轻言放弃。他敏锐地意识到，安全性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未来核能技术发展必须抓住这一主要矛盾。正如他所说，“我始终有一个理念，觉得对于核能来说，对于核能利用来说，它的生命线就是安全”。

但是，这一难题该如何破解？

王大中想起了1956年美国著名核科学家泰勒提出的：要使公众接受核能，反应堆安全必须是“固有的”。也就是说，在任何事故状态下，核反应堆都能够不依靠外部操作，仅靠自然物理规律就能趋向安全状态。

由此，王大中立志要发展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

1981年，作为访问学者，王大中到联邦德国于利希核研究中心进修，并开展“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的设计”课题研究，仅用了一年九个月便获得了亚琛工业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82年10月，王大中学成归国，不久便被任命为清华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并在1985年开始主持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研发工作。

从立项报告、设计方案、试验现场到建设工地，当时已经升任核能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的王大中全程负责，亲力亲为。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1989年，5兆瓦低温核供热堆建成并投入功率运行。

这座反应堆在全球范围内首次采用了一体化全功率自然循环和新型水力驱动控制棒技术，实现了非能动安全性。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核能总顾问弗莱厄博士曾评价，“这不仅在世界核供热反应堆的发展方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在解决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存在的污染问题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为了实现反应堆的固有安全，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他又带领科研团队开始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的研发和建设工作。

1994年，王大中接受组织安排担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但仍兼任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现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前身）总工程师。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主持制定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总体技术方案。该方案的一个核心关键技术是耐高温全陶瓷包覆颗粒球形核燃料元件，要将放射性裂变产物包容在直径不到6厘米的陶瓷燃料球中。这种燃料球可耐受1600摄氏度高温，为反应堆的固有安全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

2004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组织24个国家的60余位科学家见证了“不插入控制棒下反应堆丧失冷却”的安全试验。

2005年7月，在10兆瓦高温气冷堆上，王大中带领科研人员，成功完成了泰勒1956年设想的“抽出所有控制棒且叠加不紧急停堆”的试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一次在实际反应堆上进行此类安全试验，成功验证了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堆的固有安全性。泰勒的设想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这是最主要的爱国方式”

两座试验反应堆的成功建成，对于破解核能安全这个世界难题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王大中来说，这远不是科技创新的终点。

在王大中的大力推动下，2006年，其亲身经历的第四座反应堆——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被列为国家16个科技重大专项之一；2008年，“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重大专项总体实施方案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王大中的学生、核研院院长张作义被任命为重大专项总设计师；今年9月，清华大学牵头技术研发，华能集团、中核集团、清华大学共同建设的华能山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成功实现首次临界，计划于年底首次并网发电；今年10月，该成果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中国毫无疑问是全球高温气冷堆的领跑者，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将继续引领世界。”美国核学会前主席、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卡达克如此评价。

如今，王大中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所引领的清华核研院也已成为了中国先进核能技术发展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直到今天，清华大学核研院副院长石磊都还记得自己刚刚来到核研院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情景。那时，面对他这样一个对核工程几乎一无所知的新生，王大中说，核工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学习起来不容易，是很“苦”的，要做好思想准备……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还要有丰富的工程设计经验，不能纸上谈兵。这些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学会的，需要沉下心，耐住寂寞，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干不成大事的。

“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正是拥有了这种潜心钻研、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核研院才能在先进核能系统的领域里取得一次又一次成功。”石磊说。

时间回到现在，回到王大中录制的视频中。在回顾自己为祖国核事业所奉献的一生时，王大中不由感慨，科研如登山，过程往往充满着困难、挫折和风险，克服这种困难需要有悟性、勇气和韧性。但是，科研又是一件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和奋斗的事情。

作为科技人员，“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爱国方式”。

黄旭华：为国“深潜”这一生

1988年初，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核动力潜水艇（以下简称“核潜艇”）迎来了第一场“大考”——在南海进行极限深潜试验。这是有风险的——20多年前，美国一艘核潜艇在进行极限深潜试验时因事故沉没，艇上100余人无一生还。

紧张的气氛在参试人员之间蔓延，有人甚至开始写近似“遗嘱”的家书。“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深潜试验，那是非常危险的。”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耐心安抚参试人员，给他们鼓劲，还当场宣布上艇与大家一起下潜。

时年64岁的黄旭华，成了世界上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也见证了自己亲手设计的核潜艇抵达水下极限深度、成功完成深潜试验的光辉一刻。在山呼海啸般的欢腾中，他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这位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一生都在为国“深潜”。

从零出发的深潜路

1974年，八一建军节，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正式交付海军，编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从这一天起，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中国也是核潜艇研制速度最快的国家——上马三年后开工、开工两年后下水、下水五年后交付海军。

有人问黄旭华：“外国人用几十年分三步走才搞成了核动力潜艇，你们一步成功，是不是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

黄旭华淡然答道：“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比外国人聪明。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我们只能少走弯路。”

这条“少走弯路”的路，是从一穷二白的零点起步的。

尽管当时中苏两国仍处于“蜜月期”，时任苏联领导人却断然拒绝了帮助中国制造核潜艇的请求。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掷地有声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1958年，作为国家最高机密的中国核潜艇工程正式立项。时年34岁的黄旭华被秘密召集到北京，成为“核潜艇总体设计组”最早的29人之一。但这些满怀热忱的研究人员，连核潜艇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在极其偶然的机会下，黄旭华得到了一个从美国买来的核潜艇玩具模型。打开外壳后，潜艇内部的导弹、指挥舱，甚至核反应堆等都一目了然。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售价3美元的玩具，成为中国科技人员破译核潜艇密码的一枚钥匙。

类似这样的“土办法”，黄旭华还有很多。他有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是他岳母在银行工作时用过的。在没有现代化计算手段的年代里，这把算盘立下了汗马功劳。“毫不夸张地说，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黄旭华笑道。

核潜艇结构复杂，载荷繁多，保证重心准确非常困难。黄旭华让人在船台入口处放了一个磅秤，所有入艇的东西，小到一点边角料，都要先过秤，以确保每个部分的重量都跟黄旭华的计算一致。

黄旭华幽默地把这种策略称为“骑驴找马”——在一时无马的情况下，小毛驴也能发挥大作用，同时决不放弃寻找千里马。

深潜者亦是深情人

黄旭华早年的志向不是做个大科学家，而是继承父母衣钵，悬壶济世，“旭华”也不是他的本名。

但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处于国家最动荡最危难的年代。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他给自己改名“旭华”，寓意中华民族如旭日东升一般崛起，而自己将倾尽一生之力，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做出贡献。

什么能保家卫国，他就学什么！

1945年，黄旭华考入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学习之余，他还加入了学校的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并逐步成长为地下党培养的进步青年。

在国民党抓捕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那段恐怖时期，黄旭华不仅两度侥幸躲过了国民党宪兵及特务们的抓捕，还帮助交通大学学生会主席厉良辅逃脱了搜捕。

那时的他或许无法预料，这段地下工作者生涯，成了他一再隐姓埋名、为国“深潜”的前奏。这个“旭华”，成了如旭日般冉冉升起的祖国背后，一颗沉潜于暗处的星。

进入“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后，黄旭华对家人而言，也像一艘滑入深海的潜艇，从此既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只有一个神秘的邮箱，断断续续地传来一点言辞模糊的信号。

直到父亲去世，他也没能赶回来，见上最后一面。

1985年，《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骑鲸蹈海赖神将》，第一次公开写到了中国研制新潜艇的事情，但没有直接点明核潜艇。黄旭华意识到，保密的门正在放开，应该找机会回趟家了。

1986年11月，黄旭华到大亚湾核电站出差，顺便回了趟广东省海丰县的老家。一年后，母亲收到了黄旭华寄来的一本杂志。杂志上有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不能透露姓名的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事迹。

恍然大悟，百感交集。母亲召集所有子孙，郑重宣布：“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得谅解！”

“深潜者”亦是“深情人”。虽然不能常伴家人身边，他一直在用力所能及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爱意。

2014年初，黄旭华当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这样写道：“在惊涛骇浪的孤岛，他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他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他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时隔六年，黄旭华再次登上举国瞩目的领奖台。为国深潜的人，终究迎来祖国和人民的感谢与喝彩。

曾庆存：大气人生抒远志

1月10日，国际著名大气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大气所）研究员曾庆存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201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证书。他用一生执着，为数值天气预报和气象卫星遥感做出了开创性和基础性的贡献，为推进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发展成为现代先进学科做出了关键性贡献，并密切结合国家需要，为解决军用和民用相关气象业务的重大关键问题做出了卓越功绩。

一场晚霜一生志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急需气象科学人才。彼时，曾庆存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书。1954年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一场晚霜把河南40%的小麦冻死了，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粮食产量。如果能提前预判天气，做好防范，肯定能减低不少损失。”

经历过饥饿的曾庆存深深地体会到天气和气候对农业收成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影响。所以，当北大物理系安排一部分学生去学习气象学专业时，他欣然服从。

谁能想到，这次抉择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

当时，大学即将毕业的曾庆存到中央气象台实习时，看到气象预报员们废寝忘食地守候在天气图旁进行分析判断和发布天气预报。但由于缺少精确计算，做天气预报往往只能是定性分析判断和凭经验做预报，心里没有把握。

曾庆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下决心要研究客观定量的数值天气预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增强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

矢志不渝“算计”天气

在苏联科学院留学期间，曾庆存的导师——国际著名气象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基别尔给他选了一道理论分析困难、计算极其复杂的世界著名难题作为他的论文题目，即应用斜压大气动力学原始方程组做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

天气预报的方程属于流体力学范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方程组之一。时至今日，超级计算机计算能力的“考核指标”之一，还是能否做天气预报。

曾庆存决定一试。他冥思苦想，几经失败，终于从分析大气运动规律的本质入手，想出了用不同方式分别计算不同过程的路径，一试成功，最后只用了很少的计算机机时就把论文做完了。

“曾老师提出的方法叫做‘半隐式差分法’。”中科院院士王会军说，该方法是世界上首个用原始方程直接进行实际天气预报的方法，沿用至今。

随后，曾庆存还发展了“标准层结扣除法”和“平方守恒格式”等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是世界数值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核心技术。

在此后的研究生涯中，曾庆存解决了大气遥感的基础理论问题，写出了国际上第一本系统讲述卫星遥感定量理论的专著，其提出的“最佳信息层”等概念和方法，是如今监测暴雨、台风等相应灾害的极为重要的手段；而求解“遥感方程”的“反演算法”，也已成为世界各主要卫星数据处理和服务中心的主要算法，得到了广泛应用。20世纪80年代后，数值天气预报被延伸至气候变化模拟和预测。

其实，退回几十年前，曾庆存研究的这些大气和地球流体力学以及数值天气预报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在当时看来是十分抽象和“脱离实际”的。可事实证明，它们对数值预报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中科院院士穆穆所说，曾庆存“特别重视基础研究，但同时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将理论成果应用于气象预报，报效社会”。

身体力行力挽狂澜

曾庆存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科研工作领导者。1984年，49岁的曾庆存挑起了中科院大气所所长的大梁。那时正是大气所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中科院党组原副书记郭传杰还清楚地记得30多年前的一幕。当时，他来到中科院大气所调研。

在一间会议室里大家轮流发言。轮到曾庆存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古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如果可以，我也可以不用折下我不那么高贵的腰。但是现在，我已经折得腰肌劳损了，还要继续折下去。我不能让老一辈科学家建设得这么优秀的研究所在我手里败下去。”

在担任所长的9年间，曾庆存终于在头批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争取到两个大气科学方面的名额，建成“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大气边界层物理和大气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而后他又抓住契机，向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成功申办了“国际气候与环境科学中心”。短短几年内，他所开创和领导的这几个机构便在国际上声名远扬，更成为我国大气科学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

言传身教桃李天下

已在科学界赫赫有名的曾庆存，从未忘记自己来时的路。他常说：“如果没有国家的培养，我连大学都上不起。”

在中科院院士戴永久看来，曾庆存对学生极为慈爱。“我们很多学生都来自农村，第一次出国时，曾老师把所有的细节、注意事项都告诉了我们，就像是父亲对待要出远门的孩子一样。”

曾庆存为我国气象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3位中科院院士、2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1位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和不少学科带头人。

“当一名科学家，就要为国、为民、为科学。如果不为这些，就一定搞不好。”这句质朴的话，成为曾庆存一生都在践行的誓言。

刘永坦：开辟一条永恒的坦途

9月29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刘永坦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2019年，刘永坦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仅仅一年后，他便将800万元奖金悉数捐给哈尔滨工业大学，设立“永瑞基金”，聚焦国防电子工程领域，旨在培养更多杰出人才，打造更多国之重器。

刘永坦倾尽一生，为国家筑就了一道“海防长城”，凝聚了一支“雷达铁军”，又在自己八旬高龄时，通过设立基金，传承薪火，鼓励更多年轻人踏上这条艰辛而光荣的道路。

打开“千里眼”筑造“新长城”

中国有着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海岸线、12海里的领海权和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是殊为宝贵的财富，也是必须捍卫的前线。

从1840年到1940年的100年间，西方列强和其他国家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9次，入侵舰船达1860多艘次……

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如何给我国的海疆装上“千里眼”，做到料敌机先、有备无患？如何为万里海岸线筑就“新长城”，保家卫国、坚不可摧？

这是刘永坦用一生回答的问题。而他历经数十年的筚路蓝缕、艰苦奋斗，最终交上了一份辉煌的答卷。

一次次冲破国外技术封锁，一次次突破国内科技瓶颈，开辟了我国新体制雷达之路，造出全天时、全天候、具备远距离探测能力的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总体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也由此成为极少数掌握远距离实装雷达研制技术的国家之一。

彻底打破地球曲率限制，让原先看不到的飞机、舰船，甚至超低空飞行的隐身战机，都在我国的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前无处遁形。

如此壮举、如此功勋，刘永坦和他的团队是怎么做到的呢？

起航再起航前进再前进

1981年，刘永坦从英国学成归来，带回了研制新体制雷达的视野和决心。

次年初春，他赶赴北京，向当时航天工业部预研部门的领导汇报了国际上新体制雷达的前沿动向，提出了发展中国新体制雷达的构想。

在此之前，中国对新体制雷达进行过突击性的会战攻关，但由于技术封锁、难度过大，迟迟难以破局。

这一次，刘永坦等人拿出了20多万字的总体方案论证。

在部门和领导的支持下，他们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组建了课题组。1986年，课题组就完成了“某些单项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国内先进行列”的关键技术攻关。

但刘永坦心里清楚，这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他果断提出，建立雷达站，把这些关键技术真正用起来。在航天工业部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共同支持下，他们于1988年在威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体制雷达站。

1990年4月3日，他们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光点。一开始，大家都没反应过来这是什么，直到刘永坦指着它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一时间，大家热泪盈眶、相拥而泣。

1991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同年，刘永坦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但他从不在功劳簿上流连，果断提出更进一步，把实验室的成果变成现实中的应用。此时团队成员刚刚经历了8年艰苦卓绝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喘息，但所有人都支持他的决定。

“我们想得很简单，就是非常信任刘老师的远见，也崇拜他的学识和人品。大家都相信，跟着刘老师干不会错。”一位团队骨干说。

1997年，新体制雷达被批准正式立项，哈工大作为总体单位承担研制工作。当时刘永坦的团队只有二十几个人，面对的却是一系列制约新体制雷达性能的国际难题。他们再一次攻坚克难，成功研制出我国全天时、全天候、具有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实现了国家海防预警科技的重大原始创新。

走出一条光明坦途

刘永坦出生在1936年的南京，第二年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一家也从此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烽火连天，乱世浮沉，故土沦陷，血染山河——这一切深深刻在刘永坦早年的人生经历里。

“永坦”这个名字，既是父母对孩子一生平安顺遂的祝福，也包含着对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祈愿。

“我们怎么才能使国家强大呢？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做。”刘永坦曾经这样说。

他的人生故事，既伟大又简单：不过是选择了一个利国利民的目标，然后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终走出了一条光明的坦途。

2020年8月3日，他和妻子冯秉瑞教授相互搀扶着走进哈尔滨工业大学行政楼，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以夫妻二人名字命名的“永瑞基金”。

刘永坦表示，希望基金能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助力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新百年的新征程中，培养更多杰出人才，创造更多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数十载披荆斩棘、数十载呕心沥血，他和同事们开辟的这条科学坦途，还将永远绵延下去，被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得越来越宽敞。

钱七虎：毕生铸盾为报国

1月8日，首都北京，人民大会堂。

万众瞩目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证书。他就是钱七虎，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的奠基人、防护工程学科的创立者、防护工程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

这是共和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那一刻，人民大会堂如潮的掌声，为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响起。“铸盾先锋”钱七虎用毕生心血，为我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立下了不朽功勋。

初心与信仰：年轻人一定要将个人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树立远大理想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只有始终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把个人理想与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彰显人生的价值！”在南京的陆军工程大学校园，满头白发的钱七虎院士和蔼可亲，回首自己八十余年的人生岁月，他从亲身经历被侵略欺凌的旧社会谈起，到满怀激情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语气坚定地道出了自己的初心与信仰。

钱七虎回忆，他出生的那一年，淞沪会战爆发。钱七虎在母亲逃难途中出生，因家中排行老七，取名“七虎”。在穷苦的童年时期，他目睹了社会动荡和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在心中深深埋下了矢志报国的种子。

1954年8月，钱七虎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他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成为哈军工组建后招收的第三期学生。

“那时候刚上军校，我也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为了锻炼身体，在哈尔滨寒冷的冬天里，我会冲冷水澡。我也经常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活着是为了什么’。”钱七虎回忆。

在生活的磨砺和工作的成长中，钱七虎找到了答案——“年轻人，一定要将个人命运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树立远大理想。”

“居里夫人曾说，把安逸和享乐当作人生唯一目标，那不过是猪圈里的理想。如果一个人是追求个人名利，那你的关注点始终是在个人幸福的方向；如果你树立的是一个基于国家的价值观，你关注的就是国家、民族和人民。”钱七虎说，“当年，我的偶像是周恩来总理，他一生严格要求自己，鞠躬尽瘁为人民，毫无私情。”

1961年，周恩来总理赴苏联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会议，其间接见了中国留学生，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回国后更好地建设新中国。钱七虎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事业与追求：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

1965年，钱七虎在苏联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获得工学副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当年，新中国有不少归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大家，比如钱学森，回国之后的任务是带领团队造导弹、造原子弹。而钱七虎的任务，是跟钱学森等科学家唱“对手戏”——做防护工程。

“如果说核弹等是锐利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则是坚固的‘盾’。”钱七虎说，如何铸就钢城铁盾，是国家给他的任务。而从那时起，为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也就成了他的事业。

20世纪70年代初，戈壁深处传出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人们欢呼庆贺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中国科研人员，不顾自身的安危，迅速冲进了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在核爆现场，钱七虎往往有着敏锐独到的眼光。比如，他发现核弹爆炸后，飞机洞库的防护门虽然没有被严重破坏，里面的飞机也没有受损，但是防护门发生了严重变形导致无法开启。最终，钱七虎利用有限单元法进行工程机构的计算，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变形控制等设计难题。

为了缩短防护门的启闭时间，他创新提出使用气动式升降门方案。

但面对厚重的大型防护门，试验一次次宣告失败。钱七虎说：“气动试验做了几十次，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失败了总结一下，就接着准备下一次试验，每一次试验过程都是学习提高的过程。”

功夫不负有心人，钱七虎成功设计出当时国内跨度最大、抗力最高的飞机洞库防护门。那一年，他38岁。

后来，为了系统深入研究防护工程问题，钱七虎带领团队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著名高校、研究所和厂家，先后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套爆炸压力模拟器、首台深部岩体加卸荷实验装置，提出了16项关键技术方案，解决了困扰世界岩体力学界多年的数十项技术难题。

与时俱进，钱七虎进军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经过近千次细致的推导计算，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深地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并带领团队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经过多年研究，他和团队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规律和深部施工灾变孕育演化机理，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奋斗一甲子，铸盾六十年。”陆军工程大学校长王金龙说，钱七虎院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防护工程研究与建设从跟跑到并跑，再到有所领跑的全过程，为铸就我国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作出了杰出贡献。

情怀和担当：国家需要什么，科学家的兴趣就应该在哪里

回忆往事，钱七虎说起了一次参加故乡中学“优秀学生座谈会”的故事。当时学生们问他：“钱爷爷，怎样才能成为科学家呢？”

钱七虎深情地回答：“真正要成为科学家，成为对国家、人民有用的人才，就要耐得住清贫。一个人最大的幸福、理想、快乐是什么？是奉献。要做出成就来，追求事业的成功，报答人民，报答国家，报答时代。”

作为科学家，他正是这样为自己的科研事业交上答卷。钱七虎从军60多年，为军事防护工程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的科研触角还不止于此。他始终认为，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有责任、有义务关心研究国家的建设发展，这也是一名科学家必须具备的情怀和担当。

被誉为“工程界珠峰”的港珠澳大桥，横卧伶仃洋东西两岸，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而钱七虎院士就是为大桥建设贡献智慧力量的专家之一。

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建设全长约6公里，建成后要确保伶仃洋能通行30万吨邮轮。钱七虎综合考虑洋流、浪涌、沉降等各方面因素，提出合理化建议方案。

“海底沉管对接是工程施工中的难题，要在海底挖30米深的沟不容易，海水冲刷边挖边淤，深槽里面洋流对接困难。”钱院士说，“6000多吨的V字形接头沉放时摆动不能太大，如计算不精确，容易把已经铺好的沉管撞坏。”

在钱七虎的建议下，V字形最终接头沉放工程精确采用流体力学方法计算摆幅，采用钢索控制摆动幅度的方法实施，最终接头沉放成功。

谈起自己的兴趣爱好，钱七虎笑答：“到一线工程去，国家需要什么，科学家的兴趣就应该在哪，要站在国家全局考虑问题。”

钱七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长江隧道、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一项项关乎国家大计的重大工程，都留下了钱七虎的足迹。

据统计，他先后向国家部委提交27份研究报告和提案，主持了北京、深圳、南京、青岛等几十个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评审。

耄耋之年的钱七虎，仍积极为决策部门出谋献策。在雄安建设规划的相关会议上，钱七虎大力提倡综合管廊与地铁建设、地下街建设和地下快速路建设相整合。他说：“雄安，建设之初就要考虑解决传统城市建设中交通拥堵、内涝等城市病问题，要多管齐下，既要‘面子’，也要‘里子’。”

因为有高尚的国家情怀，钱七虎甘为人梯，积极为国家培养人才。钱七虎的学生、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陈志龙介绍，2009年担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副主席的钱七虎，主动放弃自己被提名的机会，力挺中国年轻学者冯夏庭出任该学会主席，他给学会陈述的理由很简单：“世界岩石力学研究中心在中国，冯夏庭年轻有能力，有梦想。”在钱七虎全力支持协调下，冯夏庭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担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唯一的一位中国专家。

“把更好的机会留给年轻人！”基于“传承”这一理念，钱七虎在自己6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倾心育人、提携后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矢志强军报国的科技创新人才。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首次赢得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成立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会主办权，在国际岩石力学学会现有的9个专业委员会中，有5名中国学者担任主席。这让国际岩石力学学会前主席J.A.Hudson教授这样评价：“无论是理论岩石力学，还是地面、地下岩石工程方面，中国正在引领全世界。”